在海关运输中，若遇到动物毛皮，如何快速确定毛皮是来自保护动物，还是可运输动物？其实，你只要从毛皮上提取一段DNA片段，即可迅速作出判断。这一判断的依据就是DNA条形码技术。

　　2010年，为逐步推动DNA条形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iBOL）启动，这是世界上迄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计划，计划在5年内完成50万种线万份标本的DNA条形码参考数据库。

　　然而，近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缺乏良好的数据共享机制和数据管理方面的不规范，iBOL实施遇阻。

　　作为快速鉴定生物物种的新兴生物分类学手段，DNA条形码技术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备极其重大作用。

　　“iBOL是类似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大国际合作计划。”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是世界上迄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计划。

　　截至目前，iBOL已完成将近20万个物种260万份标本DNA条形码的测定。

　　中科院动物所副所长乔格侠指出，数据库的建立，对大幅度提高人类监测、理解和管理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将起及其重要的作用，并能推动DNA条形码在生命科学、流行病学以及环境监视测定、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应用。

　　作为iBOL计划的四个中心节点之一，中国先后成立了生命条形码南方中心、北方中心，在支持大规模DNA条形码测序中心的建立、生命条形码领域知识和技术向各个国家节点的分享和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该计划，建立全球共享的生命条形码标准文库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目标。而据论文发表要求，正式发表的DNA条形码研究的数据均须按要求提交到生命条形码数据系统（BOLD）和/或GenBank数据库。

　　为此，中科院微生物所信息中心从2009年起就着手开展了BOLD全球镜像系统和中国生命条形码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目前已经在中国和iBOL若干国家节点开始运行。

　　建立全球共享的生命条形码标准文库是iBOL计划现阶段最重要的目标。“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近一半数据未公开。”李德铢和记者说。

　　其原因之一在于，根据2011年第四届生命条形码大会的决定，各国提供给生命条形码数据系统的数据在2年后才能公开，因为研究人员希望在数据分析或文章发表以后再公开。

　　作为生命条形码计划国际镜像工作组的主席，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马俊才告诉记者，BOLD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数据更新，近期内镜像数据将从原来的70余万条数据达到234万。

　　“然而，这已经是数据产出两年之后，不利于计划目标的实现和研究数据的比对。”李德铢指出。

　　在李德铢看来，国内在数据共享方面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据记者了解，我国生命条形码研究领域有不少研究组还没有及时将数据提交到BOLD或中国生命条形码信息管理平台，而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数据集成和BOLD发号权的获取。

　　对此，乔格侠表示，封闭的数据系统会阻碍整个iBOL计划目标的完成，且不利于数据、信息所支持的国际交流，进而也会损害建立封闭系统的成员利益。

　　李德铢呼吁，应该尽快完善iBOL的共享机制，提高生命条形码数据在全世界内的应用和影响力。

　　在国外，DNA条形码数据库的建立有着总体的方案和执行方针。而我国则是通过科研项目的形式支持不相同的领域的DNA条形码研究人员或特定的应用部门。

　　根据国际生命条形码数据标准，每个DNA条形码都要有完整的凭证标本信息、采集信息和测序峰图的原始文件。但我国不少研究组和研究人员不能严格按要求和标准执行，数据质量大打折扣。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高连明说，这会对大规模DNA条形码测序及高质量数据产出和条形码数据标准化造成限制。

　　马俊才认为，我国的数据积累已经到达一定阶段，应在国家层面上，做好数据的规范管理，整合资源以促进数据的规模化产出和有效利用。

　　在众位专家的眼中，在国内实施一批集中以标准DNA条形码数据产出为目标的项目，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