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70年发展中，令世界刮目相看。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当我们庆贺新中国70华诞之际，我们小三线新安电工厂部分职工相聚一堂，在畅谈中国强大之时，也畅谈新安电工厂曾经为中国国防建设、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贡献过一份力量，谱写过一曲嘹亮辉煌的战歌！我作为小三线新安电工厂建设的见证者，应当为新中国砥砺前行70年书写这段难忘的历史。

　　我是1970年到新安厂机械结构组报到，参加了高炮指挥仪的研制工作，1978年被评为上海后方基地工业学大庆先进工作者（注1）。1979年，我考取了上海工业大学机械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担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走上了教育工作者的道路。多年来，自己常常会扪心自问，我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答复是新安厂的九年给了自己极大的锻炼和提高，特别是新安厂党政领导和全体职工培育出的“立足三线，备战为民，研发高端数字军品，坚持团结、创新、拼搏”的新安厂精神成了自己最大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与朋友说起这段经历，都说我现在的进步是在深山老林修炼的结果。真没说错，新安厂是座真正的大熔炉，是一所培养人才的社会大学。

　　为此，我上门拜访了老书记张执玉和最后一任书记金惟中、拜读了生产厂长刘润生和技术厂长张明昌在新安厂微信群中的回忆录以及变压器设计专家沈永其撰写的《战备时期的新安岁月》长篇文章，同时认真研读了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小三线建设》一书，特撰写和整理了此文，与大家共享。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和主席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把上海的小三线放在皖南黄山、浙西昌化地区，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调整结束。

　　1965年5月6日，上海市委首先决定筹建若干研究所和实验工厂，在后方基地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上述科研单位，在战后可当作恢复和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总之，要“保存精华、发展精华”。

　　1966年2月中旬，上海市委、市人委批准在安徽屯溪成立由罗白桦任组长的“上海市后方领导小组”（又称229指挥部），1973年4月建立上海市后方基地，先后由韩克辛、王祥举任后方基地党委书记。1984年12月13日，小三线调整时期，由王昌法任书记、王志洪任局长。

　　上海小三线年开始在皖南选点建设。小三线个县市。两个省是安徽省和浙江省，安徽省下面有三个专区：徽州专区、池州专区和宣城专区，浙江省就是临安专区的昌化县。小三线家工厂，还有管理机关、医院、学校、物资供应站、运输队等企业和事业单位。整个小三线公里，建厂选点的原则是“靠山、近水、扎大营”，要求建厂点远离县城。

　　小三线布局以黄山为中心，屯溪、祁门一带，包括休宁、上溪口、黟县渔亭等处，布置科研部门和有关的配套协作工厂；宁国、绩溪一带，包括浙江昌化、开化地区、布置机械工业及军工；泾县至旌德、绩溪一带布置无线电、仪表工业和轻工业；冶金工业布置在青阳、贵池一带；旌德、绩溪、鸿门、岛石这三角地带作为物资储备地区。当时小三线实行军管，机电局、仪表局、轻工局、电力局所属工厂厂区都是按各自系统选点。新安电工厂就落脚在黟县渔亭。

　　后方基地生产常规武器是，手榴弹、四零火箭筒（协作厂）、五七高炮（八五钢厂）以及雷达（井冈山厂）、光学测距机（险峰厂）和数字57高炮指挥仪（新安厂）。

　　从1980年开始，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形势的主流，国防经费紧缩，民成为第一个任务，后方基地日益困难，为此，国务院决定对小三线月上海提出《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情况及其调整方案》。1985年1月24日，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朱宗葆率领市各委办局领导组成的政府代表团抵达合肥市，与安徽省省长王郁昭等有关领导商谈上海在皖南小三线日签订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小三线人员回归上海，设备资产全部留给地方。协调办公室主任由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李晓航担任。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主要贡献。第一，对国防工业军工产品生产和科研作出了较大贡献。第二，推动了皖南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第三，上海小三线造就了肯吃苦、顾大局、守纪律、高水平、高素质的干部职员队伍和科技队伍。

　　电工所是从上海电表厂发展来的，是由中央和上海共同领导的。当时电工所，有三个研究室：自动化研究室、精密仪器研究室、组件研究室。还有计划科、供应科、办公室、人保科、情报室、加工工段。当时所长是刘友良，副书记是张执玉（张执玉同志原在部队海军和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1958年转业，到上海仪表局担任局秘书组成员，后成为秘书组负责人。1966年四清以后，到电工所担任副书记。）、副所长是何希甫、刘润生。内迁时，由任效担任所长，兼任仪表局内迁办公室指挥。

　　电工所的内迁工作，当时由市里总工会副书记工会主席负责。市里认为电工所在研制技术上的含金量较高的高速监测装置，一批研究人员属于科研精华，需要保存与发展。

　　由此，1965年电工所即派出刘瑞新、冯惟岳和李家林等人先期来到皖南黟县，在渔亭下阜村筹迠厂房，在市建公司及当地配合下，在下阜村附近的山坡上，开山劈石建起了占地近2000平方米厂房。1966年初，厂房初建成不久，科研人员张明昌（中山大学物理专业63届）、章汝槐（浙江大学光学专业64届）先到内地落实场地，最后将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定位科研楼。

　　1966年12月，电工所正在搞四清，此时上级派来了工宣队，后增加了一部分人成为内迁工作队。当时就由总所挑选了号称108将的科研骨干、技术工人队伍内迁至黟县渔亭，成立了新安电工厂，由张执玉任书记，何熙甫任厂长。 1972年新安厂升格为党委厂，由吴学书任书记；1976年王红根任党委书记；1978年王惠云任党委书记，毛永昌任厂长；1984年小三线调整时期，由金惟中任党委书记，汤志林任厂长。

　　新安厂的基本的产品有超声高速风动试验检验测试仪器、57高炮数字指挥仪、DG一1遥测计算机（属“580工程”）、DG－2数字动态仪、民用示波器等产品。

　　“超声髙速风洞试验检测仪”项目是1966年12月第一批内迁新安厂的科研项目，课题组长是张明昌。

　　当时我国风洞试验，采用的是苏联提供的用肉眼观察记录水银柱的比较落后的方法，七机部要求我们研制新型的检测装置，就是以快速自动化方法代替水银柱检验测试手段。检测装置从数据的采集，信号的放大，模/数的转换，到数据的运算处理等,技术难度很大。未解决具有200点的输入，以毎秒100点的测试速度，灵敏度要小于10微伏，抗干扰能力强的髙难度指标，参与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凭借仪器仪表研究所技木优势，经过近二年夜以继日奋战，终于在1968年试制成功。

　　当时参加研制课题组的成员有：组长 张明昌（中山大学）、 副组长 陈启敏(北京航空学院)

　　组员 戴明仁(中国科大)、黄仁林 (合肥工大) 、徐佛源 (上海交大) 、 张敬姜 (西安交大）及胡福章，赵福林，寿伯济，陈顺花等一批从总所进山的精干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很关健的部件，鉴别率达到10μv前置放大器，就是由黄仁林工程师设计研制出来的。陈启敏,戴明仁等工程技术人员都在各自分工的部分作出了很大贡献。

　　检测仪研制完成后，送去北京701所检测，性能指标契合设计要求，后运至四川绵阳国家风洞试验基地，正式被采用。新安厂旳第一项军工任务的成功研制，既出了产品，又培养了一批掌握自动化数字化的人才，为新安厂以后科研试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68年上海后方小三线建设转入建立军工产品生产基地阶段，并明白准确地提出了研制、生产重点，即57高炮作战系统：57高炮、雷达、光学测距机以及高炮数字式指挥仪等高端常规武器。

　　据新安厂生产厂长刘润生（经济师）回忆，当时仪表局党委书记汪敏来厂调研，他和技术人员如实汇报了厂里的技术及设备能力，希望能承接指挥仪的研制项目。汪书记没明确表态，但他们一行离厂后不多时，刘润生与张明昌、章汝槐等人心里觉得很不踏实，于是冒雨急追100多公里，在歙县县城附近，追上了汪书记的车。他们即向他表达了新安厂要求研制高炮指挥仪的决心。

　　不久，仪表局与四机部研究决定，同意新安厂承担研制当时国内空白的数字指挥仪项目的任务。于是新安厂发挥上海各方优势，进行大合作、大会战。

　　1）能接受雷达和光学传送目标的高低角、方位角和距离数据，也能输入联合诸元。

　　2) 接到诸元信息后，3秒内计算出高炮射击诸元（高低角、方位角和距离），通过指挥仪小模数齿轮传动系统输送到高炮阵地上的指挥箱。

　　3）指挥箱控制八门高炮跟踪飞行目标，达到合适射击距离时，由炮兵阵地指挥员伺机启动掌中开关击发。每门高炮发射四发炮弹，总系统一次发射32发炮弹，指挥仪能全天候跟踪（天晴、下雨、高低温及白天黑夜）。

　　4)指挥仪整体机箱及机械辅助设备，要求坚固耐用，防震防水，耐高、低温，装卸快捷，符合作战要求。

　　备有一门五七高炮的炮房。主要用途：指挥仪与高炮联调的场所。沈永其 摄于1985年5月

　　1968年底至1970年，在刘润生厂长主持下，新安厂调集了各高校、科研机关科研骨干及大中专毕业生，形成了近150人的科研骨干队伍。由此成立了一支数字指挥仪科研团队。该团队由技术厂长张明昌负责，任总指挥。设计科长章汝槐负责具体部署实施，确立了总体设计布局，分组负责实施的原则，并明确各组责任。小组成员是，胡运法（复旦）、严洪范（计算所）、朱其乐（华中）、易存作（浙大）、陈朝发（清华）、李帅军（工程师）、陆绍文（华师大）、潘勤祥（工学院）、陈启敏（北航）、陈公伦（重庆大学）、黄仁林（安徽大学）、余乐庆（华中）、陈锦荣（工程师）、崔炳伦（工程师）、宋志胤（工程师）、杜飞龙（科大）等人。

　　各研制小组及任务：1）总体组，任务是负责确定总体设计的具体方案，并组织协调各研制小组具体任务；2）数学软件组，任务是将雷达光学测距机送来的信息参数、高炮的弹道数据、阵地火炮的位置、和空气密度和风向风速等数据汇集在一起，建立准确快速传递数学模型，编制出一整套整机总控程序，分控程序，以及各种数学运算的子程序；3）输入组，任务是接受雷达、光学测距机发送来的飞行目标的距离、方位角及高低角的实时参数，经过A/D（模/数）变换，转为脉冲量，输入到控制技术中心；4）运控组，任务是将接受到的输入、输出各种数学运算参数进行数字化计算，并实施总体硬件控制；5）输出组，任务是将接受技术中心经过D/A（数/模）转换，计算后的射击目标未来点的参数，即时送至火炮；6）内存组，任务是存储和运算输入与输出的大量信息数据，保证稳定可靠；7）电源组，任务是负责设计400周和50周精密电源和多种大功率电源。8）机械结构组，任务是负责整体机箱、辅助机构和小模数齿轮传动系统模块设计与安装，确保指挥仪经得起三防（防压、防震、防水），保障传动系统精度高、噪音小、齿轮箱运转可靠。

　　新安厂就是依靠这支科研团队取得了指挥仪研制的全面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时，有人批判刘润生厂长就喜欢臭知识分子，刘厂长说批判的也对，我就是靠这些宝贝，建起了高炮指挥仪研发团队。

　　高炮数字指挥仪试制车间（4车间）（车间前留影的是沈永其五岁儿子SU SU） 沈永其摄于 1985年5月

　　当年饶子健副司令亲临新安厂了解指挥仪研制的准备工作，并到现场考察地形。要求厂区建在飞机看不到，炸弹炸不到的深山沟。后上海警备区钟参谋长来厂落实，他考虑到新安厂已经进山，不必另选厂区，最后确定指挥仪总装车间和炮房选址在岩山南面的山沟里，离开老厂区仅1公里。岩山状如骆驼，人称石壁山。山下有一座叶姓的小村庄岩村，进出村子只有一条小路，十分隐蔽。

　　数字指挥仪研制团队从1969年年初全面开始了研制工作。科研团队在一无样机，二无现成图纸的情况下，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广开思路，确定了行之有效的数字化指挥仪的新颖设计的具体方案。在57高炮数字指挥仪研制期间全体研发团队齐心协力，攻克了一道道难关，最后取得圆满成功。

　　据刘润生厂长着文回忆，为学习指挥仪基础原理，他同李帅军闯进正在北京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得到了饶子健中将的热情接待与支持，批准刘润生、张明昌、章汝槐等六人前往太原军工厂学习，并到天津合肥等指挥仪研制单位调研，基本掌握了指挥仪的基础原理和国内指挥仪研制水平。

　　数学软件组编写了从总控程序、输入输出、坐标转换、命中、平滑显示、纠错打印，乃至各种数学运算的子程序有成千上万条。为了验证程序的正确性，经过多次反复试验，试制组设计用“东方红”歌曲的音频信号编制成输入信号，获得成功。

　　同时，指挥仪在输入模拟飞行轨迹信息后与高炮进行联动试验。有一次，联动总调时发现炮口有微小的抖动现象，几经查找与研讨，最终采纳数学小组女同志傅能秀提出的，在程序上加密插入办法，成功解决了炮口抖动问题。另外，新安厂指挥仪不仅与后方井岗山厂炮瞄雷达，险峰厂光学测距机联动，还与部队现有装备老雷达和老测距机之间进行联动调试工作，有效地解决了数字指挥仪同多种装备间的实际应用问题。

　　1970年第一台指挥仪样机基本完成后，又通过厂内五项试验测试（高温高湿、低温、淋雨防潮、三级公路跑车振动、开机一周内运行稳定可靠不停机），接着又试制了二台样机。

　　1971年夏和1972年春，技术厂长张明昌带领研发团队打靶小分队，带二台样机分两次到上海奉贤靶场进行打靶试验。先后进行了飞行目标跟踪试验；飞行目标镜像实弹射击试验；飞机拖靶实弹射击等测试环节。每航次射击命中数据都是由部队工作人员用光学观测仪器做测量并记录，最终射击效果数据表明，命中误差均在设计指标范围内。1971年那次，上级领导还把我厂的指挥仪也列入到部队打靶的序列中。

　　1974年10月，由技术科长章汝槐带领科研小分队和指挥仪开赴渭南国家靶场进行考核。由于在工厂里对产品的加工调试进行了严格检查，并按规定对产品做了全面的五项试验。所以产品经过历时两个多月的靶场测试，各项结果都符合标准要求，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定型前的考核任务。

　　1975年10月，四机部在北京香山主持召开了新安厂研制的XS-101数字指挥仪设计定型会。新安厂由党委书记吴学书带队，技术厂长张明昌及研发团队各组负责人及产品军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人民炮兵司令部、总后装备部、军委国防工办、后勤部、上海国防工办、仪表局等单位。会上新安厂提供了试制相关材料，并在会上宣读了由张明昌所作的数字指挥仪试制总结报告。与会代表对我厂为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炮兵司令部孔崇洲司令员亲自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会议经过评审，一致通过了产品设计定型。1976年10月18日正式下达了批准设计定型文件。

　　数字指挥仪设计定型后，上级又下达了以下几项任务：1.正式下达10台XS-101数字指挥仪生产计划。2.装载指挥仪的CA30解放牌厢式车改装任务（由金惟中、科大姚思明负责）。该车由后勤部提供，由后方基地培新汽车厂负责改装加工。最后，由炮兵司令部主持召开仪车定型会，定型后各大军区的数字指挥仪统一使用该车装备部队。

　　新安厂在上级领导发出定型生产批复文件后，即下达10台定型的指挥仪生产任务。1977年全面投产。1977年8月，定型生产后的第一台数字高炮指挥仪去无锡某高炮部队试用，厂里派了总体组潘勤祥工程师随机监测，半年时间里，试用部队掌握了机器操作要领，并进行了装车拉练，产品得到部队认可。

　　部队还下达了一项用于炮兵学院教育所需参考教材。书名为“五七高炮数字指挥仪使用教材”。该书由厂里组织指挥仪研发团队分头编写，最后由潘勤祥工程师负责总编辑定稿。

　　必须指出的是，1）派驻新安厂里的产品军代表，由组长马才、小金、小郭和小胡等组成，他们不单负责军品的整机军检验收，同时他们一直在试制现场帮助把好每一道工序的加工质量，对整机产品质量起到了严格把关的作用。2）新安厂指挥仪是后方兄弟厂大协作的成果。根据数字指挥仪小型机动，计算速度快的特点，科研团队研制数字指挥仪总体设计时，采用半导体集成电路（上海半导体厂生产的集成电路元器件）作为运算控制、内存及输入输出系统的元器件。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元器件，新安厂的技术人员带着电子线路板到各有关电子组件厂请求协作攻关。

　　这些元器件中有：东方红厂研制生产的集成电路与半导体器件；满江红厂特为新安厂生产的多层金属化孔印制板；为民厂研制生产的0.8×1.2×0.45和4×5的磁芯；工农厂研制生产的新产品厚暝电路；朝阳厂生产研制的DE511小型精密电机和旋转变压器；旌旗厂机箱整体铝铸件及机箱首台加工；立新厂、向东厂，延安厂、遵义厂等后方基地兄弟厂生产的军品级电阻、电容、电位器等电子元器件；培新厂改装运载指挥仪的CA30定型军用厢式汽车等。

　　数字式指挥仪的研制成功，凝聚了厂里许多科技工作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是后方及相关的单位密切支持和配合大协作的成果。新安厂指挥仪的研制，也磨练了一批敢于肩挑重担、勇攀技术高峰的人才，这为其后用于我国第一次洲际导弹落点遥测项目的24位遥测计算机，能在半年时间里得以成功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DG一1多功能遥测计算机，是当年用于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系统中绝密项目，即580工程。洲际导弹发射后，需要远望1号、远望2号遥测船及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带着DG－1多功能遥测计算机去太平洋执行遥测任务，其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是可接受及传递雷达信号，并设定目标盲目跟踪功能，还要求气候报道和定位系统等功能。此重点项目由国防科委与四机部直接下达新安厂，要求与国防科技大学共同研制与生产。

　　整个研制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学习和设计 此项目的设计以长沙国防科大为主，新安厂为研制单位。为完成项目，厂里派出了20多位技术骨干分批去长沙国防科大学习。硬件有李帅军、郑志涌、王益芬、沈永其、顾巧顺、顾锡球等人；软件有孙永文、严洪范和傅能秀等人。这批科研人员知道该项目责任重，难度大，学习非常努力。大部分人员学成返厂，国防科大仍留下三人，王益芬留守学校全面联系，重点学习运控部件，顾锡球代表试制组去贵阳凯里参加菊花牌宽行打印机试制。第二阶段是机器工程设计 从软件程序、硬件线路设计，到安装总调阶段，是由新安厂完成。国防科大以康教授率领的团队，指导并参与我们厂共同研制。厂里参加试制人员，同时负责机械加工、变压器设计、外协采购等等。半年时间里，厂里掀起了DG一1试制热潮。总参谋部季参谋，四机部雷达局丁高工，也来厂检查指导，还亲自参加机器的振动试验，考核机器的性能。

　　由生产厂长刘润生和计划科负责新品任务的陈锦荣科长参加的北京洲际导弹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协调会，更明确了新安厂具体任务。经全厂共同努力奋战，三台DG一1多功能计算机先后试制成功，并由屯溪飞机场专机直运北京七机部和海洋局作联动试验，完成联动后分别安装在远望测量船一号和二号以及向阳红十号船上。根据国防科委命令，我们厂还派出郑志涌工程师跟船到南大平洋，顺利参加了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和接收全过程，郑志涌同志不负全厂重托，园满完成了保驾护航任务，为新安厂争了光。

　　新安厂为国家“580工程” 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中央、国务院、和四机部的嘉奖和奖状。

　　军用DG－2数字动态仪即光学测距机的测手练习仪。光学测距机的测手是用手操作光学测距机捕捉目标、跟踪目标和输出信号给指挥仪，经指挥仪运算后，送出诸元给火炮射击飞行目标。测手操作是否熟练平稳，对输出信号的好坏有密切关系。为了训练出好的测手，炮兵司令部、总后装备部、四机部就提出研制生产一种新产品，即能够模拟飞机各种飞行动态的仪器提供给测手练习，即称测手练习仪，又称数字动态仪项目。

　　1980年项目提出后，当时全国有山西军工厂、四川军工厂、天津电子仪器厂和我们新安厂四家指挥仪厂参加竞争投标，结果我们厂胜出中标，获得了炮司、总后、四机部下达的试制与生产动态仪任务。

　　我们厂接到任务后，设计科科长章汝槐，派出由设计科副科长陆绍文负责，由童国庆，陈公伦、朱碧铨，许家英、陆留福、秦荷琴，姚贵荣、吴丽钻等工程技朮人员组成动态仪硏制组，开展试制。科学技术人员也是在一无图纸、二无样机旳情况下，精心设计，努力试验，在全厂的支持下，终于将样机研制出来。技术厂长张明昌还带队与试制人员一起，把动态仪运至湖南衡阳高炮部队试用，得到部队好评，送出试用报告。1984年在无锡由四机部主持，炮兵司令部、总后装备部、、衡阳髙炮部队等相关的单位参加的定型会。产品定名为DG-2数字动态仪。产品定型后，即开始大批量生产，每批次20台，共生产了60多台。经产品军代表验收及格后，运往接收，为我国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从七十年代初，厂里扩建工程基本完成，全厂职工从108人发展刭了800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达到了150多人。厂领导考虑到军用新产品研制周期较长，为了充分的发挥企业潜力，提出了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方针，拓展别的业务。 厂里将巳建成竣工的三车间，组建起电子仪器为主的SBT-5,SBE-7示波器和TQ一16通用计算机生产车间。在沈柏年车间主任带领下，抽调了张梦英、顾立生、曾九林和沈成婉等为骨干的技术人员，在上无二十一厂全力支持下，开始了示波器的批量生产。产品优质可靠，得到了客户的欢迎。毎月上百台的仪器通过仪电销售公司投放市场，既支持了国民经济建设，又增加了厂里的收入，对改善职工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军品民品试制生产的需要，厂里又新建起变压器车间，在车间主任沈永其（工学院）的组织领导下，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建成了一个从C型、环型铁芯制造, 到军用、民用电源变压器、音频变压器、相位变换变压器、脉冲变压器等门类齐全的变压器车间。保证了厂里军品、民品各类变压器所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厂变压器品种很多，单E型硅钢片有大小规格有二十余种，都得开模具，精度很高，要求毛刺小于5um，模具工程师徐曙（科大）、李慧英（机械学院）出了大力，精心设计制作模具，保证了生产的需要。

　　厂里还同其他单位合作，扩展业务。如天津海军302研究所主动前来合作研制测量深水爆炸的测试仪，厂里派出设计科以徐里程工程师为主的科研小组与该所共同研制，产品获得成功，为海军建设作出了贡献。北京地质部也主动来我厂，要我们厂与其合作研制地质测试仪，双方签订合同共同研制，新安厂派出软件工程师孙永文为主的科研小组参与共同研制，产品出来后，在北京召开了定型会，新安厂由毛永昌厂长带队参加会议，仪表局、后方仪表公司也派人出席会议。

　　如前所述，1985年1月28日，上海安徽签订了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协议，并上报国务院。1985年5月，上海、安徽领导根据“分类规划、调整改造、择优搞活、分期移交”的原则，确定上海在皖南的53家工厂、27家事业单位分三批进行交接。即于1985年内先交接一批，大多数放在1986年再交接，1987年全部交接完毕。1984年开始，小三线进入调整回归期，此时新安厂由金惟中任党委书记，汤志林任厂长。

　　小三线调整是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许多方面。当时的主体问题是人员回沪安置及住房怎么样才能解决等问题。小三线人员安置由市府各委办、各工业局，按企业和事业单位原所属局办对口进行安置，这项工作当时作为政治任务来安排的。回归人员的住房问题，市政府安排在宝山县、上海县等郊区集中进行建设并安排解决，当时有五大建设基地，如宝山泗塘、上海县莘庄等。建房的资产金额来源是三个一点，即政府出一点，建房所在地政府出一点，各单位出一点。在建设期间回沪人员住房自行解决，可投亲靠友或者租借房子。

　　新安电工厂属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而仪表局又把这项工作安排给局下面的各公司。根据当时安置原则是，上海一个单位接受小三线一个单位。但是当时仪器仪表公司下面没有一个厂有条件能够全盘接受新安厂，当时仪表局安排了八个单位，即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上海仪器仪表厂、上海仪表接插件厂、上海电热电器厂、上海仪表电机厂、上海天平仪器厂、上海第二电表厂、上海自动化仪表六厂，他们根据需要和能力分别接纳了厂里的全部职工。由于单位多，职工接纳的方向多，因此，厂里在人员安置上产生了很多矛盾，但是在上级公司的领导下，在上海各厂的全力支持下，在全厂人员的理解、配合下，最终完成了小三线月由党委书记金惟中与黟县副县长签订了调整协议，并把厂里的资产移交给了黟县政府。

　　新安厂在黄山黟县渔亭20年，完成了多项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为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安厂技术人员中最杰出的人物当数技术厂长张明昌（中山大学物理系六三届毕业生，具有很强的数字军工产品的研发能力）、技术科长章汝槐和数学组胡运法教授。新安厂的科研团队在他们的主持下，先后研制成功超声高速风动试验检测仪、57数字高炮指挥仪、DG－1遥测仪、DG－2军用动态仪等军工急需的高端科研项目。他们思路清晰，申报积极，不计时间，不讲报酬，精心组织科研团队，精心制订项目开展方案，做一个项目，成一个项目，经受了一次次风险与考验，完成了一个个重大军工任务，为小三线建设，为国家军工产品研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如前所述，在这些项目中涌现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造就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新安厂许多科学技术人员返沪后, 凭借多年在小三线研制军工产品的磨练,又在各自的单位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 作出重要贡献。

　　胡运法，原是新安厂从复旦大学引进厂的数学软件骨干教师,来新安厂后长期负责军工产品的软件设计负责人，还担任试制车间支部书记。57高炮指挥仪及DG-1遥测计算机任务完成后,被国防科大招录,参与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后又被母校复旦大学招聘任教,并担任复旦大学计算机软件博士生导师，为培养计算机软件学生作出了很大贡献。

　　孙永文（华师大六六届）原是新安厂数学组成员，参与了指挥仪数学模型的研制，是ＤＧ－１型计算机系统软件的主要设计者，后任新安厂技术厂长。回沪后在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历任该厂的设计科科长、厂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参加机械部仪表司组织的全国联合开发工作，曾任国家863项目课题组长，获优秀组织者奖；组织并参与“核电站用AN-3100. 4100 型 核安全级热工信号装置及报警系统”，获机械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研发“光纤传输微功耗压力/差压变送器”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一项；组织并为首完成“核电站能承受压力的容器液位测量系统设备国产化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三项。

　　沈永其（工学院六七届）原是厂变压器车间主任，兼任设计师。1986年三线调整回到上海后，被宝山区作为科技引进人才，在宝山上海吴淞电器研究所工作多年，他发挥自已专业特长，为当年国家农村广播设备升级换代作出了自已的贡献。在国内首家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研制新型电子变压器，为气象卫星、神舟飞船项目和在潜艇的国产化项目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多年来，他在国内专业杂志上发表了20余篇论文，还被宝山区评为优秀科技工作人员，先进生产（工作）者。

　　郑志涌（华师大六七届）原是厂指挥仪和24位计算机运控组的工程技术员，是遥测洲际导弹发射轨迹、保驾护航至大平洋的立功人员。回沪后分配在上海电表二厂，他发挥自已电子技术特长，设计了汽车智能计价机，该产品成了二表厂的基本的产品，并获得了二表厂的特殊津贴。

　　刘根梅（上海科大六七届）原是厂里计算机运算器控制器技术骨干。回沪后分配在天平厂设计科，是电子天平的主设计师，他精心设计出万分之一的数字天平新产品，替代了其他型号老产品，大批量投入市场，为天平厂作出很大贡献。

　　杨关福 复旦生物系遗传专业的六七届毕业生，在二车间先当钳工，后任调度员。1979年到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遗传标记学分会理事长。历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广东省委会常委。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颇有建树。他建立起动物分子遗传育种博士点，被誉为该学科创始人。曾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以及中央统战部、民进中央委员会的多项奖励。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事迹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民进中央《民主》杂志和南方日报等多次报道。

　　杜飞龙（上海科大六七届）原是厂机械结构组成员，后承担指挥仪定型机箱和辅助设备的设计与加工工作。1979年考入上海工业大学机械系研究生,获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2003年担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创办了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大幅度扩大了办学规模，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完成科研课题多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后任上海理工大学副局级巡视员。2005年－2015年，担任民办大学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长。

　　新安厂首届职代会，照片中第一排左起许家英、张晔、金红、丁淑琴、徐美丽、陆品琴，第二排左起陈学初、严进发、易成作、马才、王康勇，第三排左起张明昌、常来德、沙琳、姚贵荣、杨德裕。

　　综上所述，新安电工厂是1966年12月从上海电工研究所内迁到皖南黟县渔亭，是上海黄山小三线内迁最早的单位之一，且将科研项目与科研人员同时内迁，因此科研特色十分明显。

　　新安厂在小三线二十年的时间里，在研制高端数字式军工产品的道路上从不停步，如超速风洞试验检测装置、57高炮数字指挥仪、DG-1遥测仪、DG－2数字动态仪以及与国内其他省市单位协作产品。在党的领导下，新安厂人始终发扬“立足三线，备战为民，坚持团结、创新、拼搏”的新安厂精神，为国防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新安电工厂虽然慢慢的变成了历史，但新安电工厂曾经的辉煌，历史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我们这代人不会忘记！